（记者协会主席 墨戈）一切特权皆有源头。一切不公皆有推手。当我们追问为什么办事要找关系、上升要靠背景、资源向权力集中、出错能被轻饶，答案终将指向同一个病灶：官本位。而法治，正是这个病灶唯一的解药。
法治与官本位，从来不是两条路线的竞争，而是水火不容的对立。法治的逻辑是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制度面前没有例外。官本位的逻辑恰恰相反：人分三六九等，权分高低轻重，身份可以改写规则，级别可以兑换特权。二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——要么权力服从法律，要么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把法治简单理解为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。这当然是对的。但今天必须追问：笼子由谁来打造？笼门由谁来把守？更关键的是，被关进笼子的权力，是否仍在笼中发号施令，甚至试图改造笼子的形状？
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轻松。我们看到，一些领域的三令五申挡不住特权的花样翻新：明面的专车取消了，隐性的“保障”还在；公开的特供消失了，地下的“渠道”犹存；红头文件叫停了某种特殊待遇，新的名目又在系统内部悄然流转。这不是法治没有发力，而是官本位的“千足虫”太善于断体求生——你斩断它一条特权触角，它用另一条权力根系重新扎根。
这正是官本位最可怕之处：它不仅是一种权力结构，更是一种文化基因、一种价值排序、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定式。它让权力崇拜成为集体无意识，让等级观念成为日用而不觉的常识。一个人可以在口头上拥护法治，却在心底里盘算“我认识谁”；可以公开批判特权，却在夜深人静时渴望自己的子女也能“分一杯羹”。这种深刻的分裂，是法治建设的最大阻力——因为法治最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恐惧，而是对规则的信仰；而官本位最擅长的，恰恰是瓦解这种信仰。
法治的本质，从来不只是约束权力，更是祛魅权力。
法治不是要在权力周围筑墙，而是要证明权力本身不值得被崇拜。在一个真正法治化的社会，官员只是一个职业，和工程师、医师、教师一样，需要专业能力、接受规则约束、承担相应责任。没有人为了在医院挂号而巴结一个主治医师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挖空心思结交官员？因为在官本位未除之处，权力依然是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，而不是公共服务的常规出口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法治必须从制度走向文化。
制度层面的法治，是把权力的边界划清楚。什么级别配什么待遇，写到纸上就要算数；什么行为触犯哪条法律，不问身份只问事实；什么环节可能存在寻租，就用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。十八大以来的制度笼子越扎越密，纪律标尺越卡越严，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。但制度再精密，也防不住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：仍然认为权力高于规则，仍然相信身份重于法律，仍然把“认识人”视为比“了解法”更实用的生存智慧。
这种心理一日不除，特权就一日不会真正消亡。今天用制度堵死了明面的后门，明天就会有人在墙上凿出暗窗；今天用问责压住了显性的越界，明天就会有更隐蔽的权力交易在“合规”外衣下完成。官本位像水，制度像渠——渠可以改道，水却永远在寻找更低处。法治的终极使命，不是与官本位打一场永无休止的追逐战，而是让权力本身失去被追逐的价值。
这意味着，法治必须完成从“治官”到“治权”、从“治标”到“治本”的跃升。
治官是必要的。严查权力寻租、严惩权钱交易、严管干部待遇，这些是法治的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治权才是法治的核心命题。权力不是官员私产，而是公共信托；不是身份加持，而是责任重负。当一位局长退休，他带走的只有养老金，而不是曾经经手的公共资源调配权——这是法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。但在官本位浸淫千年的土地上，这个常识至今仍需反复申说。
更艰难的跃升，是从治标到治本。特权的表现千变万化，病根始终只有一个：权力被神化，法治被矮化。只要社会评价体系仍然以权力为圆心、以官阶为半径，只要一个人的价值仍然首先由“级别”而非“贡献”定义，只要普通人仍然不相信规则能保护自己，而倾向于寻找权力的庇护——法治就始终是在浅滩行船，随时可能搁浅。
有人会问：法治真能根除官本位吗？这需要怎样的时间，付出怎样的代价？
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审慎而乐观的。两千年的官本位不会在几十年内烟消云散，但法治的每一点进步都在釜底抽薪。当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削减，权力寻租的触点就在减少；当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常态，特权运作的空间就在收窄；当“逢提必查”成为干部选拔的硬约束，依附权力的投机者就在退场；当司法责任制让法官敢于对权力说“不”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再只是一句标语。
这是法治最温柔也最坚定的力量：它不等待观念彻底转变才行动，而是在行动中重塑观念。每一次公开透明的招投标，都是在告诉人们：专业比关系管用；每一次公平公正的司法判决，都是在证明：事实比身份重要；每一次对“老虎”“苍蝇”的无差别查处，都是在宣告：规则面前没有例外，权力之下人人平等。
这些行动在日积月累中重写着社会的价值排序。今天的年轻人选择报考法律、医学、工程的比例逐年上升，不再千军万马争过“考公”独木桥；今天的舆论监督越来越敢于指名道姓，不再默认“官”天然享有豁免权；今天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，越来越多地说“做好你喜欢的事”，而非只有“当官才有出息”。这些细微变化，正是法治文化在土壤深处生根的迹象。
当然，根须离枝繁叶茂还有漫长的距离。官本位的根系比我们想象的更深，它盘踞在中国社会的神经末梢、价值中枢、文化基因里。它不会自动退场，也不可能被一次运动、一轮改革彻底清剿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战场在制度，也在人心；武器是法律，更是时间。
但方向已经清晰。真正的破局，是用法治拆解权力被神化的根基。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就结束，而是让权力在笼子里逐渐褪去光环，回归公共服务工具的本来面目。当权力不再能随意变通规则，特权就失去了操作空间；当权力不再能轻易豁免责罚，特权就丧失了生存诱惑；当权力不再决定资源分配的绝对优先顺序，特权就沦为无利可图的负资产。
到那时，官本位才会真正迎来它的黄昏。
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成年礼。我们曾经是权力的臣民，匍匐在等级秩序下寻求庇护；我们终将成为法治的公民，平等地站在规则面前捍卫权利。从臣民到公民，不是身份的更名，是灵魂的换血。而法治，正是这场千年蜕变中唯一可靠的手术刀。
今天写下这些文字，不是为了重复对特权的批判，而是为了锚定一条更根本的出路。批判官本位，我们已积累了足够多的词汇；但根治官本位，我们才刚刚找到真正的手术台。法治不是万能的神，无法一夕之间荡涤千年沉疴；但法治是唯一可信的梯子，让我们从“人分三六九等”的旧世界，攀向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新岸。
梯子很陡，攀登很慢，风很大，手很酸。但梯子尽头的那个世界值得所有努力——在那里，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不需要权力背书，一个劳动者的价值不需要级别认证，每一个生命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，既不被特权荫庇，也不被特权践踏。
那个世界叫作法治。那个世界已经在路上。
【编辑：康尚池】
